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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美國墮胎醫生有多危險?

生活腔調 3年前 (2022) 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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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看天下實驗室 (ID:vistaedulab),作者:朱煒,編輯:陳春利,頭圖來自:《使女的故事》

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票對3票的壓倒性多數推翻了1973年的“羅伊判例”,取消了有近50年歷史的憲法對墮胎權的保障,并將大幅限制或禁止墮胎的權力交給了各州。這一裁決將有效阻止大量女性終止意外妊娠。

“紐約時間”援引支持墮胎權的古特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的數據,在最高法院作出推翻羅伊案的裁決后,有26個州被認為肯定或可能禁止墮胎。14個州加上華盛頓特區有法律明確保護獲得墮胎的機會。

之后,美國女性想要墮胎就更難了。此前,墮胎醫生就是冒著生命危險在工作。

狄安娜·霍瓦特-科斯博醫生有一個習慣:每隔一陣子,在網絡上搜索關于自己的消息。過去幾年間,她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住院醫生項目的畢業生名單上,出現在雇主的官方網站上,偶爾還會出現在媒體的相關報道中,總之都是些預料之中的場合——直到2014年8月的那個夜晚。

當個美國墮胎醫生有多危險?

《使女的故事》劇照

那本是個平靜的夏夜,狄安娜給女兒講完睡前故事,坐到了電腦前。搜索結果讓她渾身一凜,明明暑氣正盛,卻仿佛置身寒冬:一個網站赫然列出了她的工作地址、行醫執照和幾張照片,其中一張里,她抱著15個月大的女兒;在文字介紹中,她被稱為 “墮胎集團的一員”。

她被反墮胎人士盯上了,她的女兒也是。對于一位母親來說,沒有什么比孩子面臨危險更讓自己恐懼的了。那些人顯然精于此道。

受到這樣的威脅,一個理由就已足夠:狄安娜是個婦產科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中,有一項是為有需要的女性終止妊娠。于是,原本受人尊敬的醫生職業,只是沾上了“墮胎”二字,就變成了狄安娜平靜生活中最危險的暗涌。有人追到她的社交賬戶上留言咒罵,說她的雙手“沾滿鮮血”;還有人說,撒旦正在等著狄安娜,她一定會得到“應有的懲罰”。

她開始變得小心翼翼,公共場所陌生人的注視會讓她萬分警惕,每次啟動汽車,都會經歷一瞬間的恐懼——“會有人在車里放炸彈嗎?”

幸運的是,雖然生活在恐懼中,狄安娜和女兒都安然無恙;不幸的是,她的同僚們也都承受著類似的惡意,甚至這一切并不是新鮮事,針對墮胎醫生的攻擊在更早之前就已開始。

“單一問題恐怖主義”

在美國這個基督教傳統深厚的國家,墮胎醫生一直是個“高危職業”。反墮胎人士打著“捍衛生命”的旗號,認為終止胚胎發育無異于謀殺,而醫生作為直接操作者,自然就是劊子手一般的存在。他們之中,大多數是溫和的抗議者,采取的行動和平無害,往往是舉著橫幅、高喊口號,有時也會調轉思路,苦口婆心地勸說孕婦留下胎兒。但其中也不乏激進者,用暴力行為宣泄不滿和憤怒——謀殺,綁架,縱火……

墮胎的正當性與否或有倫理爭議,但暴力行為卻是不折不扣的犯罪。維基百科的一個詞條由此催生:反墮胎暴力(anti-abortion violence)。加拿大安全情報局2006年更是將這定義為“單一問題恐怖主義”(single-issue terrorism)

美國歷來是反對墮胎的保守派和支持墮胎的自由派的戰場,相關暴力事件頻發——大多數記錄在案的事件都發生在那里,已經成為一個讓人無法忽視的社會痼疾。這個問題既有暴力元素,也充滿道德困境和倫理思考,是很多文學影視作品青睞的話題——在美國導演托德·索倫茲的電影《回文》中,一位墮胎醫生在自己家中被殺;1996年的《愛你鐘情》則講述了3個關于墮胎的故事,在最后一個中,醫生在墮胎手術的進行過程中被槍擊中死亡;作家斯蒂芬·金的《失眠》一書中,也有大量情節與激進的反墮胎者有關。

藝術高于生活卻源于生活。這些作品中聳人聽聞的暴力事件雖經過了創作,在現實中卻不乏原型。墮胎服務提供者會遭遇死亡威脅、人身攻擊等,此外,有一個讓人痛心的數字:《紐約時報》的報道顯示,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至少有11人在這些暴力事件中喪生。

當個美國墮胎醫生有多危險?

《使女的故事》劇照

美國德雷賽爾大學教授大衛·科恩與克里斯滕·康南在2015年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活在槍口上:反墮胎恐怖主義不為人知的故事》。在寫作過程中,他們采訪了來自美國34個州的87位墮胎服務提供者,其中既有醫生,也有其他醫務工作人員。但每個人傳達的心情是相似的:他們都很恐懼。

科羅拉多州的沃倫·赫恩醫生對這種恐懼感同身受——他已經在這種恐懼中生活了46年,幾乎和他成為醫生的時間一樣長。第一次死亡威脅在1973年11月的一個凌晨到來,尖銳的電話鈴聲打破了寧靜的睡夢。當時,他和家人生活在一座深山的小房子里,隱秘而美麗。沒有人知道對方是如何找到他的,那個電話號碼從來沒有公開過。從那天開始,赫恩睡覺前總要把步槍放在床邊。

多年來,死亡的陰影一直籠罩著赫恩。1988年,有人透過玻璃窗朝他的辦公室開了5槍,幸好沒有擊中任何人;反對墮胎的激進分子雪莉·山農從堪薩斯州立監獄給他寄來一封信,說他將成為下一個,赫恩明白她的意思;診所門口聚集的人群及咒罵已經司空見慣;1995年,美國一個反墮胎組織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了13位墮胎醫生的名單,稱他們犯有“反人類罪”,赫恩和朋友喬治·蒂勒醫生都名列其中。蒂勒逃過了1993年的一次襲擊——兇手仍然是雪莉·山農,卻沒能逃過2009年的另一次槍襲。

因為過于危險,赫恩不得不接受24小時的貼身保護,甚至不能去參加老友的葬禮。

“十八般武藝”

沒有人能永遠處于密不透風的保護之中。面對層出不窮的死亡威脅,墮胎醫生不得不時刻保持警惕。赫恩醫生給自己的診所換上了全套防彈玻璃,出席公眾場合時,他會穿上防彈衣。

婦產科的專家們也不得不學點本專業之外的技能,比如,參加美國墮胎聯合會35年來一直在免費提供的風險管理課程。為了自己和同事的安全,醫生、護士及其他員工都不得不變得機敏異常,習得“十八般武藝”——識別可疑電話,區分普通病人與偽裝成病人的潛在恐怖分子,反復進行安全演練,學會遇到炸彈襲擊或槍擊時的應對措施。

當初口誦希波克拉底誓詞、立志成為優秀醫生、救死扶傷之時,他們想必沒有料到,這些事情也會成為必備的工作技能之一。

事實上,針對墮胎服務,美國設有專門的法律。其中最重要的一則是“自由進入診所法令”(FACE),于1994年通過,目的是確保尋求墮胎服務的病人和提供服務的醫生都能自由而安全地進出診所。每個州也都各自立法,防止醫生的住所受到監視。

在大衛·科恩教授看來,加利福尼亞的一個名為“安全在家”(Safe at Home)的項目或許可以為醫生的安全保護提供啟示——那個項目原本旨在保護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通過將受害者的地址信息從數據庫中刪去,從而防止他們被跟蹤、被報復。基于同樣的原理,如今它也被用于隱藏墮胎醫生的信息。

當個美國墮胎醫生有多危險?

《使女的故事》劇照

這樣的隱藏很有必要。科恩的受訪者之一、一位來自美國中西部的醫生正是因為被反墮胎人士找到了家庭住址而受到難以忍受的騷擾和威脅:抗議者圍堵住他的家門,讓他的孩子們擔驚受怕了好幾天。在他們高舉的標牌上,有的寫著醫生的名字,有的畫著槍靶,他的照片放在最中間的準星。當地警察的應對態度也并不積極,相比于立刻采取行動,他們更愿意站在那里旁觀。

在有集會自由的美國,這樣的“不作為”十分常見,也多少有些事出有因。2014年,美國最高法院否決了馬薩諸塞州的一條法律,后者規定診所可以設立“緩沖區”,將機構入口處與抗議者隔離開來。顯然,這是為了保護醫生和病人的安全。但最高法院裁定,這條法律有阻礙言論自由之嫌,因而予以否決。

可是,安全問題怎么辦呢?

2018年11月,隨著雪莉·山農的出獄,新一波恐懼朝墮胎醫生們襲來。“她的獲釋讓我們都很擔心,”美國墮胎聯合會臨時首席執行官凱瑟琳·拉斯格戴爾告訴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她有成功實施和煽動暴力的記錄,她的釋放讓我們全都處于劣勢地位。”

更何況,即使沒有山農,美國的反墮胎激進分子也已經擁有足夠的鼓舞:近幾年,盡管沒有出現死亡,但暴力的氛圍越來越濃重——2017年的數據顯示,診所闖入事件比前一年增加了兩倍,死亡威脅更是幾乎翻了一番。

“你為什么在顫抖?”

除了難以擺脫的死亡陰影,越來越嚴苛的政策環境也讓墮胎服務的提供者們舉步維艱。對墮胎的收緊似乎是美國的一個大趨勢。根據非營利組織古特馬赫研究所提供的數字,2014年的各州議會共提出了335項旨在限制墮胎的規定,截至當年年底,15個州頒布了26項新的限制措施。在重重阻擊之下,許多醫生不得不改行,不少墮胎診所不得不關閉——2012年,得克薩斯州尚有41家這樣的診所,到2015年只剩下17家;在更為保守的阿拉巴馬州,過去的十幾家診所如今已縮減至僅3家。

這就意味著,如果某位女性面臨必須墮胎的狀況,她可能將無法獲得必要的醫療服務,繼而不得不鋌而走險。得克薩斯政策評估項目2015年的兩份調查顯示,為找到一家診所,該州許多女性不得不驅車300多公里;有些女性曾嘗試過自行流產——有的使用一種可以導致流產的藥物,還有的求助于酒精、藥草,以及按壓腹部。顯然,都是些不太穩妥的方式。

而為有需要的孕婦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務,正是許多人選擇成為墮胎醫生的初衷。這樣的初衷支持著狄安娜醫生,支持著赫恩醫生,也支持著很多和他們一樣的人。在發表在《華盛頓郵報》的一份自述中,狄安娜稱,自己是出于對女性自主權的尊重,才投身這項爭議不斷且危險重重的事業;她理解女性想要規劃人生、完成學業或是投身職場的愿望。赫恩醫生則說,女性擁有決定自己生活和健康的自由,而他希望能維護她們的自由。

后來,他們在阿拉巴馬州的同行將無法繼續堅持自己的初衷了——該州后來通過法案,在該州為孕婦實施墮胎的醫生將面臨10到99年的監禁。當法律成為職業生涯的最大威脅,此前的暴力陰影仿佛變得云淡風輕。

尚未出生的胎兒是否具有生命權,在此姑且不論,尚未成為母親的女性選擇墮胎,服務于她們的醫生卻要遭受牢獄之災,這讓許多人無法接受;而因為墮胎政策的收緊乃至非法化,醫生和女性陷入切切實實的危險之中,依舊有許多人無法接受。

當個美國墮胎醫生有多危險?

《使女的故事》劇照

赫恩始終記得,有一次,他走進手術室,發現一個正在等待接受墮胎手術的病人激動得渾身顫栗。“你為什么在顫抖?”他開口詢問,“發生了什么?”

那個30多歲的女人回答說:“我之前在一家黑診所里墮過胎,差點死掉。而現在太不一樣了——你是個正規的醫生,手術室如此干凈,還開著燈,一切都很明亮,讓我很安心。”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看天下實驗室 (ID:vistaedulab),作者:朱煒,編輯:陳春利

版權聲明:虛像 發表于 2022年7月7日 pm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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