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一個農村女人，為了給被踢傷 " 命根子 " 的丈夫討個說法，挺著身孕跑到鄉上去告政府，一路上訴，最后鬧到公安局和法院。

這個女人的名字叫何碧秋，不過，故事被搬到大熒幕后，變成了一個我們更熟悉的名字：秋菊。

家喻戶曉的《秋菊打官司》，打的不是什么官司，而是一個 " 說法 " —— " 總得給個說法吧！"

《秋菊打官司》劇照，圖為鞏俐飾演的秋菊

在農村，老百姓未必都知道 " 法律武器 "，但都會明白何為 " 說法 "，那是一種普通人維護正當權益的通俗道理，既是 " 公道 " 的 " 道 "，也是 " 傷天害理 " 的 " 理 "。

《秋菊打官司》的小說原著名叫《萬家訴訟》，十幾年過后，" 萬家訴訟 " 的故事被搬到了小屏幕上，打官司的不是鞏俐飾演的秋菊，而成了趙麗穎飾演的何幸福。

何幸福第一次要討的 " 說法 "，是當自己的親妹妹在婚禮上被村書記的兒子無理婚鬧，他堅持要向村書記討一句誠懇的道歉。一腳踢開婚鬧陋俗的現場時，何幸福也踢穿了落后勢利的農村權威秩序。

《幸福到萬家》劇照，圖為趙麗穎飾演的何幸福

不過，開播后直到大結局，" 何幸福 " 的婚姻始終被觀眾牽掛。當她一次次被 " 愚昧 " 的村里人阻礙，一次次被逆來順受的婆家人牽絆，屢屢得不到公正的對待后，觀眾看得拱火，隔空喊話：" 幸福快跑！"

意思是讓她離婚和逃離村莊，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本質上，這種呼吁仍然是一種 " 城市文明 " 式的個人主義。

如果 " 跑 " 真是一種有用的辦法，那這世間就沒有什么解決不了的問題了。多數情況下，人其實跟樹差不多，跑不了。

從 " 秋菊 " 到 " 何幸福 "，她們的目的既簡單，又復雜，往小了說，只是想 " 討個說法 "，往大了說，她們提供了一個反思鄉土社會的戲劇性切口。

" 我就圖個好壞對錯 "

何幸福嫁去的萬家莊，是體現《鄉土中國》里 " 熟人社會 " 的典型。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橫向社交、縱向權威層級與代際傳遞的方式，綴連成一套不言自明的倫理規范，內在的邏輯是自產、自銷和自治，也許不乏溫暖的人情紐帶，但也有大量冷漠的看客與勢利之徒。

從嫁過去第一天開始，何幸福就臨門一腳，踢開了這黏稠、愚昧的人情關系網。

婚禮上，主人家等不到村書記來不敢拜堂，小姨子何幸運被村書記萬善堂的兒子以 " 婚鬧 " 名義性騷擾甚至險些侵犯，對此，婆家甚至覺得自豪：" 我們王家是小姓，沒人來鬧，臉上才沒光。"

開局半小時就滿屏 " 荒誕 "，滿屏 " 憤怒 "，可諸類所謂習俗、風俗，正是反映了不少農村地區的現狀。

上述的場景發生后，何幸福破門闖進現場，救下妹妹，打走村霸，同時也開始了她討要 " 說法 " 的路，開始撼動整個村莊背后整個龐大根固的權力體系。

從婚鬧到后來的征地賠償糾紛、水污染、打人事件、冒名頂替事件 …… 面對村莊小姓底層百姓受到的欺凌和不公，何幸福從始至終都只有一個訴求，那便是和秋菊一樣——討個說法。

然而，哪怕僅僅是想要一句道歉，也相當困難。因為村長家權大勢大，婆家千方百計阻撓何幸福 " 維權 "，" 息事寧人 " 是他們的最高追求，也是他們能為自己生活安上的最大保險。

何幸福的婆婆勸兒媳婦息事寧人

在無數與萬家莊雷同的鄉村土地上，依附于權威的傳統階層次序網，經歷世世代代幾十上百年的發酵和粘黏，已經牢牢鉗住了幾乎每個人的存在形式與思想觀念。無權無勢的小人物抵御風險的能力有限，只能選擇像老牛和土地一樣忍耐、沉默，逐漸麻木。

但何幸福的 " 硬氣 " 明明白白：" 我就圖分辨個好壞對錯，如果連好壞對錯的理都不講了，那人活著還是人嗎？"

何幸福堅持討要一個說法

相對貧困的底層人民要如何 " 活著 "，始終是中國鄉土文學藝術領域不斷討論的主題之一。

與《幸福到萬家》同期，影院院線正上映著另一部以農村為背景的電影《隱入塵煙》

一個落后的西北農村，一個老實善良的農民馬有鐵，他老實得借幾個雞蛋都必須要還，善良得連驢都不舍得騎。為了幫全村人要回租地金和工錢，馬有鐵自愿給村支書獻血，一次，兩次，無數次，得到的報酬僅僅是一頓飯而已，甚至連一聲謝謝都沒有。

《隱入塵煙》劇照

馬有鐵找誰討 " 說法 " 去？

他在被哄騙去抽血的時候，頷首沉默皺著眉，可他從未站起來說一個 " 不 " 字，他當時滿腦子想的，應該是家里還沒蓋好的磚房，是用燈籠紙糊的小雞窩什么時候冒出生命，是尿失禁的老婆餓不餓？冷不冷？

" 老實人被欺負 " 這個母題在傳統敘事里始終有話語權。最典型如余華的《活著》，至今仍在銷量榜單前列。主人公福貴是一個受盡欺壓、忍耐一輩子、被強者或城市文明奪走一切的人，最后他一人一牛，孤苦伶仃地熬完余生。

《活著》劇照

時至如今，農村還活著無數個福貴和馬有鐵，他們的一輩子、他們的上一輩和下一輩，世世代代唯一的依靠，僅有那片土地而已。

《活著》與《隱入塵煙》是靜態的鄉土社會文學志，《秋菊打官司》和《幸福到萬家》則是同一部從現代性角度反思鄉村的戲劇史。它們分別以不同的姿態，探討底層百姓與自己生存所在空間之內的某種 " 法度 " 之關系。

然而，這里的 " 法 "，仍然不是依附于商業社會的現代法治，而是扎根于鄉土社會的禮法、宗法、權力關系網等概念。

《幸福到萬家》第四集，婚鬧的事兒終于得到了解決：一張告示，宣布 " 萬家莊此后禁止婚鬧 "。

村支書萬善堂最終取締婚鬧

明面上看起來，是為村莊向現代化進步做了一件大事，但事實上，當事人最需要的一句道歉，何幸福和妹妹始終沒能等來。

一句誠懇的道歉，很難嗎？

她們要的到底是什么？

四處奔走，要的是什么

兩年前，我到河南新鄉采訪一位為丈夫和兒子伸冤的中年婦女。她住在村子里沒有廁所的茅草屋，床頭堆滿翻爛的材料，十幾年來，她自學法律術語和拼音，走壞了雙腿；曾有長達十年時間，她在城市街頭流浪度日，白天信訪，晚上睡車站和橋洞。

見到這位大娘后，我在震撼中瞬間明白了什么叫 " 憑一口氣活著 "。

在很多我們看不見的鄉土社會，人是真的可以僅憑一口氣過一輩子的，這是一種糅合了現代文明元素的 " 土地性 "。

現代女性的自我意識覺醒后，就擁有了能保護別人和自己的氣場

不過，在這位大娘的講述中，我發現她內心深處最強烈的渴望，其實并不能被準確概括為 " 公義 "" 公平 " 等法治概念，而僅僅是單純地 " 想要丈夫和兒子回家 "。支撐她活過這十幾年的信念，是對丈夫和兒子的思念和依賴。

如果放在文學敘事里，這個故事會讓敘事者略微頭疼——究竟要不要將女主人公與現代流行的 " 女性主義 " 掛鉤？

虛構的秋菊也一樣。實際上，她從頭至尾對 " 打官司 " 并沒有明確概念，她只模糊地知道 " 要討個說法 "，經歷層層磨難，期間還懷孕、難產，到最后，她卻不再執著于上訴了，反而是要撤訴。

秋菊不懂法，她要的只是一個說法

可就在此時，法院的判決下來了，村長被帶走時，秋菊又慌了：" 我只是想要討個說法，不是要抓人。"

本質上，秋菊與 " 河南大娘 " 的反抗，依然是一種依附于父權與夫權的反抗，她們仍舊被框定在傳統禮法、人情社會的慣性與路數里。

恰恰因為秋菊把男人的 " 命根子 " 看得無比重要，恰恰因為入獄的丈夫和兒子是河南大娘的生命依靠，她們才會犟如老牛似地鉚足勁往前沖，不顧一切尋求自認為的 " 公理 "。

秋菊第一次去縣城打官司，由于不識字，只能找代筆先生寫訴狀

至于所謂的 " 正義 "，僅僅是存于他們心靈深處的一種朦朧希望，至于實現的手段和根本目的，卻仍然處于失語狀態。

也可以說，她們要的不是以牙還牙的 " 法治 "，而是建立在鄉土內在秩序上的 " 禮法 "，甚至僅僅是一個 " 禮 " 字。

生活在底層的百姓也渴望得到一次體面的尊重。

秋菊、何幸福并不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才女，不是真正意義上具有高眼光、大格局的文明人，對于農村的生活，她們只安心期待著飯疏食飲水的小家小樂。

《幸福到萬家》劇照

而當這樣的 " 小幸福 " 也不能得到滿足，遂憤而起之。" 小女子 " 體內蘊藏的能量和勇氣超乎所有人想象，她們竟敢只身一人去雞蛋碰石頭，去質問和打破村莊歷代穩固的權力結構。

恰恰因為她們不是見多識廣的 " 城市人 "，反而沒有商業文明里那么多功利主義的前瞻后顧和利益拿捏。

她們想要的，僅僅是那份身而為人的尊嚴，是傳統意義上 " 人活一口氣 " 的那股子 " 氣 "。這是一種發自內心、單純樸實的法治精神，它僅僅關乎人格的本源，或許和訴訟、舉證無關，卻扼中了現代文明的一份底氣。

《幸福到萬家》劇照

恰如著名法學家耶林在《為權利而斗爭》里所說：" 原告提起訴訟而奔走呼告，不是為了金錢利益 , 而是為蒙受不法侵害而產生的倫理痛苦 …… 心靈之聲告誡他自己，決不后退，重要的不是區區標的，而是他的人格，他的名譽，他的感情，他作為人的自尊——即訴訟對他而言，從單純的利益問題變化為主張人格抑或放棄人格這一問題。"

與其逃離，不如歸來

不過，理論上來說，這種 " 爭口氣 " 的角色，由男性或女性來詮釋都可以，但 " 秋菊 " 和 " 何幸福 "，為何一定得是女性？

拍過《秋菊打官司》的張藝謀這么理解：" 因為她們身上承受了比男人更沉重的負擔，所以能更加清楚地表達壓在中國人身上幾千年的壓迫與限制。"

現在常說的 " 女性主義 " 多集中于城市語境，而秋菊與何幸福，代表的是那些活在鄉土村莊的反抗女性，因而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學原型，成為一種值得被分析和調研的社會人格形象。

《秋菊打官司》劇照

她們的失語、被動，以及夾縫中的掙扎、修正與適應，都是中國當下底層女性群體的真實生存狀態。她們呈現出來的無知無畏的倔強既有被動性，也有主動性，既是偶然也有必然。

理論上來說，更早的 " 秋菊 "，官司算是打贏了，可這勝利，不是她想要的。她僅僅想要一個 " 道歉 "，目光卻局限于此，延伸不到更具有開拓性、延展性的制度進步和風俗遷變上去。

可別小看這個 " 婦 " 字，它是秋菊和何幸福之所以存在且可以被敘事化的一大關鍵。

《幸福到萬家》里，何幸福的婆婆，年輕時也曾經像何幸福這樣反抗過、爭取過小姓氏族的權益，也想過抵抗這勢利的人情社會，但最終還是走向了妥協。

何幸福的婆婆告訴何幸福，女人是為了家活著

來到何幸福這一代，她的不妥協，也可以被理解為對這根深蒂固數十年的鄉土秩序的一種代際進步。

而這種鄉土秩序，從某種程度上，它又是建立在傳統男權的結構之上的，因此，婦女們的反抗，顯得更具有某種顛覆性意義。

不過，用如今城市的、文明的觀點來看，何幸福不能算是 " 大女主 "。

從 " 到萬家莊 " 到 " 告萬家莊 "，再到帶著老公走出萬家莊、到大城市打拼奮斗，憑借自己的努力進入律所工作，美好未來就在眼前。然而，當丈夫屢次三番惹禍，當回鄉時孩子對她感到陌生，何幸福決定放棄城市里的美好前景，再次返回農村，振興萬家莊。

何幸福最終返回萬家莊

雖然這種合家歡的 " 回歸家庭 " 結局招致了大量謾罵，但導演在采訪里解釋：" 她不僅僅是為自己想，她也為別人想 "，想把被罵了幾十集的萬家莊村民們一起帶向更好的生活。

今天我們理解的 " 大女主 "，自然不是這種犧牲性的角色。

但讓我們將目光延展稍稍廣闊些：對鄉土的回歸，將何幸福這號角色與我們見慣了的 " 女性勵志 " 路徑徹底脫離開來，引往了對城鄉發展陣痛、鄉村振興的更深層次思考。

從一開始，何幸福身上具有的權益、法治、道德意識，就并非來自城市的精英和商業文明，而是一股樸實的、奮斗獲得幸福生活的原生力量，也可以說，這股力量從源頭上是從鄉土中自生出來。

《幸福到萬家》劇照

對幸福的理解各有自由，該罵的得罵，但換個視角想，如果何幸福離婚走了出去，秋菊打贏了官司獲得了賠償，回過頭來再望向貧瘠、落后的鄉村土地，我們是否又開始期待一個新的秋菊和何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