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 The Guardian

機器之心編譯

作者：Harry Davies, Simon Goodley, Felicity Lawrence, Paul Lewis and Lisa O'Carroll

Uber 時任 CEO 跟公司高管說：「暴力保證成功」。

上周末，科技巨頭 Uber 泄露機密文件成為了很多媒體的頭版新聞，Uber 在全球擴張過程中如何藐視法律、欺騙警察、利用暴力侵害司機以及秘密游說政府的內幕，讓世人感到震驚。

有超過十二萬四千份文件（稱為 Uber 文件）史無前例地泄露給了英國《衛報》，這讓近年來硅谷最火公司的道德問題被擺在了臺面上。

此次泄密的內容跨越了 5 年時間，其時 Uber 由聯合創始人特特拉維斯 · 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主持運營，他試圖將打車服務快速引入世界各地的城市，即使這意味著違反法律和當地出租車規程。

在業務快速推進期間，Uber 推行的出行新方式招致了激烈的全球反彈，資料展示該公司曾通過小心地向各國總理、總統、億萬富翁、寡頭和媒體大亨尋求支持來爭取支持。

法國出租車司機抗議 Uber 等出行服務平臺。

已泄露的信息表明，Uber 高管對公司的違法行為直言不諱，一位高管開玩笑說他們已成為「海盜」，另一位則表示：「We ’ re just fucking illegal.」

這些自 2013 年到 2017 年的文件緩存包括超過 8.3 萬封電子郵件、iMessage 和 WhatsApp 消息，其中包括卡蘭尼克和他的高級管理團隊之間的坦誠溝通。這也是優步在全球范圍內大舉擴張的時期，記錄涵蓋了 40 個國家和地區，它揭示了該公司如何違法、欺騙警察和監管機構、利用針對司機的暴力行為以及秘密游說世界各地政府的行動。

對于野蠻生長時期的黑歷史，Uber 大方地表示承認，其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沒有，也不會為過去明顯不符合當前價值觀的行為找借口。相反，我們要求公眾根據我們過去五年的所作所為，以及未來幾年的行為來評判我們。」

在一次交流中，卡蘭尼克駁斥了其他高管的擔憂，即派遣 Uber 司機參加法國的抗議活動會使他們面臨出租車行業憤怒反對者的暴力風險。「我認為這是值得的，」他回應道。「暴力保證成功。」

卡蘭尼克在 2017 年已迫于董事會壓力從 Uber 辭職，其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他「從未建議優步以犧牲司機安全為代價利用暴力」，有關他參與此類活動的任何提議都是完全虛假的。

本次泄露的內容還包含卡蘭尼克和法國現總統埃馬紐埃爾 · 馬克龍之間的短信，馬克龍在擔任法國經濟部長時曾秘密幫助該公司，讓 Uber 經常直接接觸到他和自己的下屬。在成為總統后，馬克龍似乎仍不遺余力地幫助 Uber，甚至告訴該公司他與法國內閣的反對者達成了一項秘密「交易」。

私下里，Uber 高管對其他不太接受該公司商業模式的官員表達了毫不掩飾的蔑視。

在時任漢堡市長，德國現總理奧拉夫 · 舒爾茨（Olaf Scholz）對 Uber 游說者進行了反擊并堅持向司機支付最低工資后，一位高管告訴同事他是「真正的喜劇演員」。

有一次，時任美國副總統喬 · 拜登（當時是 Uber 的支持者）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與 Uber 會面時遲到了，卡蘭尼克給一位同事發短信說：「我已經讓我的人讓他知道了他每遲到一分鐘，他和我在一起的時間就會少一分鐘。」

在與卡蘭尼克會面后，拜登似乎修改了他在達沃斯準備好的演講，提到一位 CEO 的公司將讓數百萬工人「實現工作的自由，想工作多少小時就工作多少小時，可以自由管理自己的生活。」

《衛報》領導了對泄露 Uber 文件的全球調查，并通過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與世界各地的媒體組織共享數據。據介紹，未來幾天，包括《世界報》、《華盛頓郵報》和 BBC 在內的 40 家媒體的 180 多名記者將發布一系列關于這家科技巨頭的調查報道。

在回應泄密的聲明中優步承認了錯誤，但表示自 2017 年以來，在現任首席執行官 Dara Khosrowshahi 的領導下該公司已經轉型。

「我們沒有也不會為過去的，明顯不符合當前價值觀的行為找借口，」Uber 稱。「相反，我們要求公眾根據我們過去五年所做的事，以及未來幾年我們將做的事情來評判我們。」

卡蘭尼克的發言人表示，Uber 的擴張計劃「由全球數十個國家的一百多名高管領導，并且始終處于直接監督之下，并得到了 Uber 強大的法律、政策和合規小組的充分批準」。

擁抱混亂

泄露的文件揭開了 Uber 用來為其帝國奠定基礎的方法的帷幕。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工作平臺之一，Uber 現在已是一家市值 438 億美元的公司，每天需要處理全球消費者約 1900 萬次出行。

Uber 在莫斯科。

從莫斯科到約翰內斯堡，在前所未有的風險投資資金支持下，Uber 大力推行打車補貼，以不可持續的激勵和定價模式吸引司機和乘客使用該應用程序。

Uber 削弱了各地已建立多年的出租車市場，并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其改寫法律，以幫助為基于應用程序的「零工經濟」工作模式鋪平道路。自 Uber 興起以來，零工經濟工作模式已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熱潮。

一份文件顯示，為了平息外界對該公司的強烈反對，并成功修改勞動法，Uber 曾計劃在 2016 年斥資 9000 萬美元用于游說和公關。

對此，Uber 的策略通常是越過市長和交通當局的負責人，直達權力的中心。

除了在達沃斯會見拜登之外，Uber 高管還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前愛爾蘭總理恩達 · 肯尼、前以色列總理本雅明 · 內塔尼亞胡和時任英國財政大臣的喬治 · 奧斯本進行了面對面的會談。會議記錄還將奧斯本描述為「堅定的擁護者」。

奧斯本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當時英國政府有明確政策：與全球科技公司會面并「說服他們在英國投資，創造就業機會」。

但數據顯示，六名英國保守黨內閣部長與 Uber 進行了未披露的會議。

2016 年，Uber 被授權允許在倫敦的運營許可時，抗議出租車封鎖了英國白廳。

這些文件表明，Uber 擅長尋找非官方的權力途徑，通過朋友關系或中間人施加影響，甚至在助手和其他官員不在場的情況下與政客會面。

在金錢方面，Uber 向俄羅斯、意大利、德國等的權勢人物提供這家初創公司的寶貴金融股份，讓這些政客成為「戰略投資者」。此外，Uber 向著名學者支付數十萬美元的研究費用，以掌控政策辯論，支持關于該公司經濟模式好處的主張。

盡管大量斥資并進行游說行動，Uber 的努力最終似乎也只得到了喜憂參半的結果。在某些地方，Uber 成功說服政府改寫法律，效果持久。但在其他地方，該公司發現自己被根深蒂固的出租車行業阻礙，或者遭到了拒絕讓步的左翼政客的反對。

當面臨反對時，Uber 試圖將壓力轉化為動力，聲稱其技術正在破壞過時的交通系統，因而會引起反對，并敦促政府革新法律。

卡蘭尼克對 Uber 的管理者們說：「擁抱混亂，這是 Uber 正常業務的一部分，這意味著你正在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Uber 試圖顛覆歐洲市場的行為在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引發了出租車司機的憤怒抗議，傳統的出租車司機擔心自己的生計。卡蘭尼克在 2016 年 1 月將挑起矛盾的精神付諸了實踐。

在巴黎的出租車罷工和騷亂中，卡蘭尼克命令高管鼓勵 Uber 司機發起大規模「反抗議活動」。

在巴黎抗議 Uber 時，一名示威者手持煙霧彈。

卡蘭尼克警告說，這樣做有可能讓 Uber 司機面臨被「極端右翼暴徒」襲擊的風險，但卡蘭尼克似乎敦促他的團隊無論如何都要繼續前進，「我認為這是值得的」，他說道。Uber 似乎在利用抗議者對他們的「暴力」來「讓爭議持續升溫」。

泄露的電子郵件表明，這是一出在意大利、比利時、西班牙、瑞士和荷蘭重復上演的劇本。

2015 年 3 月，當蒙面男子（據報道是憤怒的出租車司機）在阿姆斯特丹攻擊 Uber 司機時，Uber 員工試圖將這件事轉化為自己可利用的優勢，以贏得荷蘭政府的讓步。

不過，卡蘭尼克的發言人表示：「卡蘭尼克從未建議 Uber 以犧牲司機安全為代價利用暴力，任何關于他參與此類活動的信息都是完全虛假的。」Uber 的發言人也表示絕對沒有高管（包括卡蘭尼克在內）希望對 Uber 司機實施暴力。

紅色按鈕

然而，私下里，Uber 的高管和員工似乎對他們自己運營的流氓性質毫無異議。

在內部電子郵件中，工作人員提到了 Uber 在土耳其、南非、西班牙、捷克、瑞典、法國、德國和俄羅斯等國家的「非法律地位」或其他形式的不遵守法規行為。

一位高管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我們在許多國家都是不合法的，我們應該避免發表爭議言論。」另一位高管在評論該公司準備采取的「避免執法」策略時寫道：「我們已正式成為海盜。」

Uber 的發言人表示：「Uber 成立之初，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拼車法規」，而對于智能手機時代來說，交通法已經過時了。Uber 曾在數十個國家的辦事處多次遭到當局的突擊搜查。

在這種背景下，Uber 開發了復雜的方法來「阻止執法」，其中一個在 Uber 內部被稱為「終止開關（kill switch）」。當 Uber 辦公室遭到突襲時，該公司的高管們瘋狂地向 IT 員工發出指令，要求切斷對公司主要數據系統的訪問，以防止當局收集證據。

泄露的文件表明，這項由 Uber 律師簽署的「終止開關方法」在法國、荷蘭、比利時、印度、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突襲行動中至少被部署了 12 次。

卡蘭尼克 2016 年在印度孟買。

卡蘭尼克的發言人表示，這種「終止開關」協議是常見的商業慣例，并非旨在妨礙司法公正。她說，這些沒有刪除數據的措施已經過 Uber 法律部門的審查和批準，這位前 Uber CEO 從未被指控妨礙司法公正或相關罪行。

Uber 的發言人表示，其終止開關軟件「從未被用來阻撓合法的監管行動」，公司在 2017 年已停止使用該系統，當時 Khosrowshahi 取代了卡蘭尼克成為了首席執行官。

泄露的文件表明，參與終止開關協議的另一位高管是 Pierre-Dimitri Gore-Coty，他負責 Uber 在西歐的業務。他現在經營著 Uber Eats，是公司 11 人的高管團隊中的一員。

Gore-Coty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他對「早期用于對拼車進行監管改革的一些策略」感到遺憾。回首往事，他說：「我那時還年輕，缺乏經驗，而且經常聽從道德有問題的上級的指示。」

政客們現在還面臨著是否接受 Uber 高管指示的問題。

2015 年，當一名法國警察似乎在馬賽禁止 Uber 的一項服務時，優步在歐洲、中東和非洲的首席說客 Mark MacGann 轉向了 Uber 在法國內閣中的盟友。

「我會親自處理這件事，」馬克龍回復道。「在這一點上，讓我們保持冷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