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Summary

音樂不只是聲音的序列，更是內部主觀性以聲音這種形式進行的有序表達。通過統籌節奏，和弦與旋律，音樂承載了我們的思緒波動，并以此指導我們的行動。

每種已知的人類文化都擁有獨特、帶有節奏感的音樂。音樂組織時間，活躍人的身體，讓人群在舞蹈、做音樂、工作時騰挪于時間。[1]和其他人協調配合動作可以帶來純粹的快樂，而音樂的律動（pulse）就是達成此事的一種方式。及時感知音樂的律動并隨著節奏舞動我們身體的能力看似簡單，但其下暗藏的復雜性不僅讓音樂家著迷，還引來各類科學家的關注。這其中潛在的神經機制驚人地復雜，為揭示大腦如何塑造著我們的現實并連接感知與運動提供了新視角。溯流追源，本文整理這一機制幾種可能的演化學源頭。

那么，節拍是何時出現，又是如何出現的？我們的世界四處可見重復的規律；日落月出，晝去夜來，這些律動與生命相伴相生。跟蹤和預測節律，如白天或黑夜的到來，對生物有適應的好處。而縱觀自然界，將自身節律與晝夜周期同步十分常見。大多生物體會產生自己特有的節律，如運動系統、呼吸和心跳的節律。

盡管在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振蕩和同步，這種將運動輸出與聽覺輸入同步的能力（比如人在跳舞、表演、或隨音樂用腳打拍子）在其他動物中是極為罕見的。菲奇（W. Tecumseh Fitch）稱這種現象為"節奏的悖論"。[2]

- Cathal Duane -

這里的罕見體現在至少兩個層面上：首先是基本且常被注意到的——我們有神經連接使得聽覺系統和運動系統相關聯，然而這種對同步至關重要的連接似乎不存在于大多數動物中。這一連接賦予我們感覺運動同步（Sensory Motor Synchronization, SMS）的能力。但這不能完全解釋人類所具備的帶有節奏性能力。據認為，聽覺系統與運動系統是雙向影響的，這種理論為解釋內部的節奏感知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也就是內在的節拍不僅影響我們對節奏的回應，還影響我們主動感知節奏的方式。[3] 我們認為這是人類節奏能力的第二個關鍵成因，稱之為豐富節拍的感知和同步（rich Beat Percep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rich BPS）。兩者不同于后一種能力可能包含更多步驟。它們之間的區別在文獻中并不總是很清楚，而且大多數做比較和演化研究的都集中在基本的感覺同步上，而據我們所知，豐富節拍的感知和同步的存在尚未在其他動物中找到證據。

這篇文章中，我們將著重于一個更深層次的起源問題：有哪些成因使我們祖先演化出了這些能力？將聲音和運動聯系起來是否因為它對我們的祖先具有生存價值從而演化而來？它是我們具有復雜情感和社交的大腦的副產品，還是一種能夠帶來愉悅甚至推動我們的思維發展的技術發明呢？

我們不能輕易下定論。我們對過去的了解事實上是十分有限的，最早的樂器骨笛可以追溯到40000年前，這表明至少在舊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便已經開始演奏調性音樂（tonal music）。[4]盡管如此，在研究音樂節律起源的理論時，還有大量的其他證據可供借鑒。它們包括在人類和其他動物身上進行的行為和神經科學研究——用以了解動物們有哪些及為什么會與我們有著相近的節律行為；文化間的對比研究——通過剝離我們的技術和文化發展，從而瞥見音樂和舞蹈如何在過去的人類社會中發揮作用。

hochelaga

最古老的旋律記錄——胡里安頌歌

豐富節拍的感知與同步（Rich BPS）：

來自認知神經科學的觀點

首先，我們要解釋的是什么？這里我們從認知科學的角度來說明（這些內容對于打擊樂手或許是熟識的基礎知識，只是用詞略有不同）。歸根結底，聲音的節奏模式存在于外部世界本身，而節拍則完全是我們大腦內部的產物。我們的大腦能夠找到聲能時間模式的規律并進行預測。這些預測進一步影響我們的感知和行動。也就是說，我們感受到的音樂和節奏是我們的大腦與外部聲音互動的產物。我們的感受取決于感受者而不是外部信號本身。類似地，不同頻率的光是因為經過眼睛和大腦的處理才成為顏色，所以我們看到的顏色與蜜蜂看到的顏色很不一樣。節奏也一樣，它的周期性取決于我們的感受。因此，關于節奏的認知科學研究都專注于從我們內部運行機制的角度來解釋我們的預測能力。

節拍感知

眾所周知，對于人類來說，當時間模式稍微具有一些不嚴格的時間特性，如有音符的持續時間成簡單比例，或者有某種程度的周期性或重復，就能引發我們的律動（pulse）。律動讓我們擁有一種特殊的時間感知——節拍感知。[5]這種對周期性輸入或律動的連續感知是人類節奏體驗的節奏核心方法。

律動的一個重要意義在于，為我們對外部聲音的處理過程中相對于我們的內在律動感知進行加工。面對一個聽覺上相同的聲調，我們感知上可以完全不同。內在律動讓它們有不同的感知特征和不同的表現實現。節拍相關的感知也幫助記憶這些模式。這么看來，節拍不是全由聲音決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受我們控制的。當我們聽到高度切分音的旋律，我們仍然可以"找到"并且隨著音樂律動用腳打拍子。盡管音樂有復雜的順序和音符持續時間，很多可能一開始沒有"在節拍上"。反過來，我們也可以用內部律動創造出高度切分節奏。當一組表演者共享一個內部律動的時候，他們可以協調他們感知和創造的節奏。

- Cabeza Patata Studio -

下面我們將梳理和展示一系列越發復雜的特征，它們組成了豐富節拍的感知與同步。我們將它們和感覺運動同步（SMS, Sensorimotor Synchronization）區分開，并記錄哪些特征在非人動物中有所展現。

基礎感覺運動同步

對節奏感知和創造的現代科學研究已發展超過一個世紀。[6]我們至今大部分工作的最基礎方向和正統范式就是和等時聲音的一拍一次的感覺運動同步，即每聽到一聲就動一下。對于大部分人來說，即使沒有受過專門的音樂訓練，在匹配動作（通常是手指打拍子）和節拍器的平均節拍時，都能達到只有百分之幾的誤差的卓越表現。有兩個觀察指出了內在律動的存在。首先，同步并不是一個反應過程，而是一個預測和提前行動的過程。同步動作往往在節拍器的節拍之前發生。此外，一開始與節拍器同步的動作在節拍器被拿走之后還能繼續。

甚至簡單地和他人同步也帶有很強的情感和社會元素。同步是親社會的，也就是說，同步的搭檔會對彼此產生正面的傾向。小朋友更可能去幫助一個和他們產生同步的大人。[7]基礎同步的能力基本上在四歲被發展出來。[8]在這之前。小朋友可能會對音樂有動作反應，但是不會同步。[9, 10]

基礎同步的動物證據

大部分對于基礎形式的一拍一次的感覺動作同步研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對比實驗上，并且已經在一些動物中發現，包括可以"同步合唱"（synchronous choruses）的一些品種的昆蟲和青蛙。[11]對比試驗的結果發展出了幾種對于集體同步的起源解釋，因為同步合唱的優勢是可以增加空間上呼叫的范圍，為了吸引配偶或者防御入侵，所謂的"燈塔效應"。[12]反之，非人類的靈長類動物只表現出基礎同步的有限的一些方面。

訓練后的恒河猴可以匹配聲音和視覺節拍器的節拍，但是沒法和測試片段同步，打出的節拍永遠在節拍器之后。這與人類的可以做到的和節拍器同時同時甚至在節拍器之前打節拍形成了差異。這個結果顯示，盡管恒河猴能夠按照規律性做出一些預測，他們對于有時間規律的聲音的反應時間比起對隨機的聲音的要短[13]（作為參考，虎皮鸚鵡如果使用相似的訓練方法被訓練也會有相似的結果），但他們并沒有和達到人類一個水平的預測。[14]大猩猩可以被訓練交替用鍵盤上的按鍵打節拍，但是他們的自發的打節拍較弱地受到節拍器的影響，只有對于他們一開始的自發打節拍節奏接近的有反應。[15]我們還不知道他們是否可以被訓練到會同步。對照實驗的結果啟示了一些理論，比如聲樂學習假設（接下來討論）還有"逐步音動演化假設"（gradual audiomotor evolution hypothesis），該假設認為我們的靈長類親戚的感覺動作同步尚處于演化的初步階段（相對人類而言）。[16]

節拍和分拍

和動物相比，人類在基礎感覺運動同步上就有可觀的靈活性：1）人們可以與一個廣泛范圍中的節拍同步，大概在30 bpm到300 bpm之間，[17]還可以預測性地跟隨節拍變化。2）人類普遍可以改變同步的模式，從跟隨節拍器的一拍做一個動作到隨著一拍分成的小節拍做動作或者一拍做多個動作（打節拍）。比如說，兩次一拍，或者每兩拍打一次（我們稱之為m:n同步）。二分法的分拍或者一拍多動作通常對非音樂背景的人來說也不難，[18]但我們的系統還完成更復雜的分拍，如復合節奏（polyrhythm）。[19]讓輸入輸出之間存在一些機械上的距離。在這個距離中律動被選擇和調整，使得輸入不需要完全取決于輸出。

復雜的時間模式，等級結構

第二個角度涉及到可以被表征和產出的輸入輸出模式的復雜度。與復雜的多部分音樂同步是表征的一個例子，而按照節拍音軌打出復雜的鼓點則是產出的一個例子。當然，復雜音樂伴隨著復雜的動作，這是最常見的配置。但是，重要的是把它們連在一起的內部律動的存在。基礎的聲音感知做的處理包括聲音分組，區分不同的聲源，測量時間的頻率。這樣基本的處理在動物和人類新生兒中就普遍存在，[20]所以本身不是感覺運動同步的必要特征，而更像是一個提供了更多可以同步的聲音呈現，使感覺運動同步擁有更豐富的附加功能。[21]

一個全面的呈等級結構的，具有韻律的節拍系統（體系）可能更進一步地需要人類的大腦處理語言的核心區域。假設認為這個區域更普遍的功能是設置了動作的嵌套等級結構，[22]同時也需要運動系統復雜性的關聯發展。[23]對于動物來說，在多個時間尺度上和現實中的音樂同步的這個能力目前只在美冠鸚鵡[24]，鸚鵡[25]，和加利福尼亞海獅[26]中發現。其中至今只有美冠鸚鵡可以呈現有等級結構的動作模式——隨著不同的韻律等級移動身體的不同部位（頭，鳥嘴，腳），像人類跳舞一樣。[27]

主動感知

第三個方面，我們認為對更全面的豐富節拍感知與同步有關的一系列行為至關重要，就是運動律動對聲音感知的影響。負責運動準備的腦區的神經元會在大腦感知強節奏律動時被激活，有時甚至在動作缺失的時候也會激活，這一發現佐證了聽覺和運動的模糊邊界，[28]并意味著這個腦區對內在律動產生的重要性。通過研究對于一個模糊旋律的多種韻律詮釋，我們發現律動可以影響聲音反應。[29]我們提出了作為聽覺預測的動作模擬（Action Stimulation for Auditory Prediction）這一假設來正式地形容這個觀點。也就是動作系統對感知有因果關系，通過聲音和動作律動的在頂葉皮層的互相轉化。人類會有這一能力的原因就是在神經網絡中存在活躍的雙向連接。[30]律動對聲音感知的主動的影響至今沒有在其他任何動物中發現，盡管被測試的只有幾個物種。[31]

- Brad Cuzen -

人類專家和訓練

盡管前文所述的所有機制都是人類所共有，但是對于個體而言，受隱性經驗或訓練的影響，這些能力的效能也會不同。比如說，對大多數非專業音樂人士，要讓自己和一個節拍器、簡單的分拍、簡單且很有節奏的模式分別進行同步都很簡單，而和更切分的模式同步要更為困難。[32]同樣的，更復雜的m拍n個的多旋律的同步比例通常需要額外的學習才能掌握。通過主動感知，我們的內在律動影響我們聽到的旋律。這種主動感知在我們聽其他文化的，不熟悉的旋律時通常會受到挑戰。只有通過經驗的積累，我們才能開始理解那個音樂本意的律動結構。[33]很多初次嘗試薩爾薩舞或西非舞蹈的舞者對這一點深有感觸，主動使用身體來學習如何傾聽律動。音樂的才能詮釋人類建立、維持以及確定一個內在律動感覺的能力，甚至在那些有著復雜、流動時間關系的視聽輸入，主要的律動并非直接被表達和強調。

由于篇幅有限，我們不會進入其他層次的討論，例如短期和長期記憶的參與，又如嵌套的旋律模式中的句法結構，以及關于旋律的感知與創造。值得注意的是，往往是這些方面讓我們更直觀地感受音樂，因此在人類音樂律動的演化起源中，它們最經常被直接討論。

節拍感知與同步的起源

關于節律感知與整合的起源，適應論和非適應論的觀點已拉扯許久。想要解開這個謎團，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人類的音樂行為是否在時間的長河中得到了進化（演變）。整合節奏的能力是否為我們的祖先賦予了一些健康或生存優勢，使那些具有感知節奏技能的個體能夠更好地生存，并將他們的基因傳遞給下一代？另一方面，如果節拍感知與同步不是由自然選擇塑造的，那么它會是一種源自其他適應卻被我們用于感知聲音的副產品么？

- Kodchakorn Thm. -

非適應論觀點

最著名的非適應觀點非認知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的"聽覺的奶酪蛋糕"理論 （1999）[34]莫屬。他認為音樂和節律是人類的一種技術革新，是為了刺激現有的聽覺敏感性（對聲音情感、語言、聽覺場景分析等），就像發明芝士蛋糕是為了刺激我們對高脂肪和高糖食物的渴望。在這種觀點下，音樂是一種毫無生物效用的奇技淫巧，感知節律是通過借用我們處理語言和其他聽覺信息的神經環路實現的。但平克的觀點因過于根植于現代西方世界人與音樂的關系而受到批評。在這種關系中，人們主要聽取錄制好的音樂。誠然，禁止一個人從iTunes，Spotify，或其他媒體接觸音樂對個人的生存沒有影響。然而考慮到音樂普遍用于激勵和情緒調節，這肯定會影響我們的福祉以及在世俗事務和繁衍上的成功。而且在留聲機出現之前的世界里，亦或在那些音樂和舞蹈表演仍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文化中，音樂只是快感技術的觀點更不站得住腳了。

認知心理學家帕特爾（Aniruddh D. Patel）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觀點[35]。他認為盡管音樂是非適應性的，音樂對個體生存有顯著影響。在帕特爾看來，音樂不僅僅是一種快感技術，而是一種"思維變革技術"，它對注意力和語言等更普遍的認知功能產生影響，并通過利用現有的獎勵機制來引發情緒，例如獎勵正確的時間預測。音樂作為一種技術進步在人類文化中的普遍性可以用人類對火的控制來解釋。

*譯者注

對火的操控技術可見于每種人類文化中。火提供了人類普遍重視的東西，包括烹飪食物、保暖和提供光源;一旦一種文化習得了這種能力，魔盒就此打開（there’s no going back），變革技術為人類生活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音樂也是如此，它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情感和審美體驗，以及身份認同的形成。（Patel, 2008）

關于節奏，帕特爾的"發音學習假說"解釋了節拍感知與同步的出現是一個副產品，為了適應發音學習而出現；我們需要節拍感知與同步在聽覺和運動系統之間建立強有力的聯系，從而能模擬身隨音動的調諧。[36]帕特爾認為，如果有種回路能夠延伸到整個身體，而不僅僅是聲帶肌肉組織，那么它就可能成為節拍感知與同步的基礎。該假說預測只有能學習發音的物種（包括鸚鵡和海豚）應該有節拍感知與同步的能力。這排除了其他不學習發音的靈長類動物。

這個假設最初被證實，因為發現了第一種能與音樂節拍同步的非人類動物，一只名叫雪球的葵花鸚鵡*。雪球能不時地將頭部的擺動與不同節拍的音樂同步，展示了從音樂中提取脈沖、并結合進運動的能力。[37]隨后的證據來自一項對公共視頻的調查，這項調查顯示，為數不多能與音樂同步的動物有鳳頭鸚鵡、鸚鵡和大象，它們都是發音學習者。[38]而相對來說，非人靈長類動物無法做到這樣的同步，這同樣符合假說。加利福尼亞的一只海獅也表現出了類似的同步能力，但這種動物不是已知的發音學習者[39]，這可能與發音學習假說相矛盾；不過，由于海獅和屬于已知發音學習者的海象、斑海豹有著密切的關系，矛盾是否存在還有爭議。

若想一睹雪球芳容，請移步油管BirdLoversOnly https://youtu.be/cJOZp2ZftCw

Bilibili 【葵花鳳頭鸚鵡「雪球」的舞技可能比你強！《國家地理》雜誌-嗶哩嗶哩】 https://b23.tv/2wUmXWJ

非適應性觀點只占少數，這或許出乎意料。首先，這種觀點不符合小規模文化中音樂的使用現象；小規模文化主要在儀式中使用音樂，如果音樂的發明是為了認知益處，那這似乎是一種相當迂回的認知轉變方式。除此之外，不持非適應性觀點的思想家似乎不論如何都無法抗拒這樣一種觀念，即音樂必須是一種適應，具有明顯的生存或繁殖優勢，因為音樂在人類文化中具有普遍性，因為至少在某種意義上音樂是人類所獨有的，它的某些方面似乎是人與生俱來，而且與情感和團體緊密相連。接下來我們將討論這些解釋。

- Goncalo Viana -

演化的簡史

達爾文把自然選擇定義為"變異有用即保留"這一原則。[41]在這里，"有用"指的是一種性狀（trait）的變異可以延長個體存活的時間為繁衍后代創造機會。這一概念的背景是個體之間存在著自然發生的變異，并且存在著相當大的生存競爭ーー由于種群的幾何增長，許多個體將無法生存。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在當前環境中生存相一致的性狀將在種群中變得更加豐富。（"自然選擇"用"自然"對比諸如人工培育的"人工"。）那些適應生存的性狀通常被稱為適應性變化（adaptations），并被認為是由環境選擇的，不過，這兩個術語過于含有主動意味而不大能準確描繪演化的現象，我們應該在拋開詞中通常意義上的能動性和目標導向的含義來理解它們。這個簡單原則的美妙之處在于它可以在任何程度上放大性狀（只要這些性狀可以被遺傳）。

達爾文接下來將性別選擇定義為一種"不那么嚴格"的選擇形式，不是根據生死，而是個體獲得配偶的機會。雄性和雌性的性別選擇性狀往往不同，包括那些涉及性別直接競爭的性狀（例如雄鹿角的大小）和涉及吸引異性的性狀（例如孔雀的羽毛）。兩種額外的選擇形式經常被討論，但是沒有定論：一種是親屬選擇，這解釋那些以個體的利益為代價讓親屬獲益的性狀；還有團體選擇，這解釋那些讓大團體帶來獲益但可能不直接幫助個體的性狀。團體選擇很有爭議，因為它認為團體是選擇、突變和繁衍的單位（即，團體產生新的團體）。不過本文將回避這個有趣的論點。

我（J. Iversen）認為性狀是可以在多種尺度上產生影響：人類個體總是不可避免地與團體相連，因此可能有一部分性狀可以提高個體在團體中的能力；如果這些性狀對其所有者的適應能力總體上是積極的，那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因為到頭來人不過是能夠繁殖和提供變異的個體。事實上，達爾文指出，在自然選擇的背景下，"在社會動物中，[自然選擇]將調整每個個體的結構，以利于社會；如果每個個體能從這些有選擇的變化中獲利的話。"[42]這一解釋對于我們理解節奏的社會屬性來說，就足夠了。

- Hilo Tomula -

個體適應性理論

性別選擇論

達爾文早先便預見了平克的懷疑，對此他回應："就人類的日常生活習慣而言，創造樂符的能力和樂趣都不與一個人的正常生活有直接聯系，因此創造音樂的能力必定是一個個體所具備能力中最神秘的能力之一。"借鳥類的歌唱，他認為音樂在我們祖先的求偶過程中發揮了作用，但文化的發展消除了兩性之間的差異。米勒重申了這樣的觀點：音樂是一只聰明的群居類人猿通過復雜的聲音表演而跌跌撞撞進入不可控的性別選擇進化時產生的。音樂之于人就同達爾文理論中的孔雀尾巴之于孔雀。"就此米勒有趣地運用了一個比喻——搖滾小子們性生活豐富，但他們的壽命并不比一般人長（這么看，音樂對生存或許沒有好處）。在生育控制出現之前他就推斷這類強力手段將增強繁衍成功率。音樂表演成了伴侶質量的一個指標（但在演化中受限于"先前就存在的知覺與認知偏好"）。高超的音樂知識和記憶體現著耐力、身體協調能力和創造力（愛好新奇事物的物種尤其在意這個）。

反對性別選擇理論的人認為這一說法太過嚴格，畢竟事實是兩性都有音樂天賦（而大多數性別選擇的性狀只在一個性別中出現）。這不是大問題，因為如上所述這種差異可能在歷史中被消除，又或者配偶選擇是雙向的。在許多小型社會中，性別選擇理論不能解釋音樂在團體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性別選擇支持者傾向于追溯到音樂更多是單獨活動的時代，這似乎是說法的主要缺陷。不過這個反對意見也不中要害，因為誰不同意音樂和舞蹈能以親密的方式把我們介紹給一個人，創造吸引力，不論是在獨自一人還是在團體之中？對于社會性動物來說，吸引力的一部分很可能是在一個團體中脫穎而出的能力，同時表現出與團體中其他人合作的能力。與一對一的交流相比，團體音樂制作可以成為在更大的團體中尋找配偶的一種更有效的方式。

自然選擇論：為適應生存

羅德勒（Juan Roederer）[45]認為音樂是一種聲-情感模式感知訓練工具，可以在母親和孩子的關系中提高嬰兒大腦的復雜聽覺模式感知，以適應語言和情感關系所需。缺乏這一必要能力的母親和孩子在社會中將處于不利地位。這種觀點并沒有明確地涉及節奏或同步，但解釋包含情感元素的音樂或能通過平衡和同步情緒來維持團體凝聚力。這種觀點與帕特爾的思想變革技術理論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 Marine Drouan -

基于兩足運動的理論

一些理論認為兩足行走的特殊發展是節奏同步現象出現的原因。兩足行走有許多生存優勢，包括釋放手和手臂以完成支撐身體以外的任務。與四足動物的運動不同，兩足動物最高效的步態是等時的，有嚴格的左右交替。[47]因此，所有人類都永遠能發出和聽到等時節奏，并且能平穩地調節節奏。這可以解釋同步的運動基質，也可以解釋人類對步行節奏同步的偏好。不過，這并不能立即解釋為何我們把運動和聲音同步的現象。

里格爾（Mark Riggle）[48]的解釋是同步的產生是獎勵前庭和聽覺的周期性輸入的系統的副產品。這個獎勵系統激勵嬰兒開始行走，獎勵他們走出穩定的步態。拉爾森（Matz Larsson）[49]認為，雙足運動為團體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們的步行和跑步步態相匹配，以減少不同步的腳步所造成的連續聽覺掩蔽。步態同步能留出安靜的時間窗口，這樣其他重要的捕食者和獵物的聲音可以被聽到。步態同步允許潛行，掩蔽團體，使團體更加隱秘地移動，這是生存優勢。

基于照顧嬰兒的理論

兩足行走同樣帶來了劣勢，骨盆的限制使得人類發展出了更小的產道，讓尚處于早期發育階段的嬰兒無法自理。迪薩納亞克（Ellen Dissanyake）[50]提出，為確保雙足母親們能給予她們未成熟的嬰兒所需要的長期照顧，一個鼓勵機制得以演化，這種演化上的選擇壓力產生了一種結構化的有節奏的情感紐帶。而這種紐帶的建立要求個體能夠預測他人的行動時機，并與之產生聯系。這個最初的假設解釋了人們在整個生命周期中對音樂性互動的持續使用，并且例證了一個更宏大的整體起源假說。嵌入在儀式和模仿的多模態框架中的節奏同步是整合情感、社會性和節奏的整體機制中的一部分。

- Joey Guidone -

團體適應性理論

節奏，社會群體的協調者和標識物

音樂通常是團體活動。布朗（Steven Brown）[51]認為，音樂的核心特征，如鼓勵群體對一時間結構的同步，是實現這一點的有效方式。在小規模的文化中，音樂的共同參與使用強化了這種音樂中心使用的概念。因此，那就不意外了——許多關于音樂的進化論者都強調音樂能夠創造有凝聚力的團體，有些人甚至認為音樂能夠協調一致是人類文化發展的關鍵里程碑，[52]它使早期的人類能夠形成更大的團體，利用共同協調的力量來緩解不可避免的社會緊張，避免早期的團體分裂。[53]

與音樂服務于團體這一觀點并行的理論是音樂可以體現團體的質量，因為團體的合聲大代表食物充裕，吸引雌性。默克（Bjorn Merker）[54]認為等時性群同步的出現是從黑猩猩"狂歡表演"的行為而來，這是在尋找果樹時一種喧鬧的團體狂歡。他認為，如果黑猩猩和人類的某個共同祖先能使發聲同步化，那么總和起來的團體合唱就能向遷徙中的雌性更廣泛地宣傳自己食物充裕，吸引她們加入。這種"燈塔效應"也被用于解釋其他物種的團體合聲。他進一步假設，由于呼吸、發聲和運動之間的聯系，這種合聲的速度可能與現代人能同步的步行速度差不多。[55]當然也有觀點認為靈長類動物的"鼓聲"表演僅僅是個體發出的聲音，通常以生物物理學上最快的頻率發出（會讓人想到一只圈養動物搖動籠門的樣子），因此同步能力不太可能是以此發展而來的。

哈根（E. H. Hagen）和布萊恩特（G. A. Bryant）[56]認為，音樂是人類社會組織更高層次的核心：在沒有任何親屬關系的情況下，音樂能凝聚團體。他們認為，音樂和舞蹈既是一個團體的標識，又是一個可靠的團體質量指標，能幫助一個團體與其他團體形成互利的聯盟，從而支持更加復雜的社會組織。音樂和舞蹈表演的準備時間要比表演時間長得多，因此一個短小的表演可以即時、可信地傳達團體的穩定性和協調行動能力。只有那些有足夠時間和傳統的團體才能準備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展覽。這個說法也解釋了為什么有良好音樂性和鑒賞能力的人類將更好地傳達一個群體的質量。這個論點與性別選擇假說非常相似，只是基于團體。這種說法使用令人信服的人種學證據解釋音樂和舞蹈在爭取其他團體結盟上的作用，但似乎與大腦變革技術 （TTM,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y of the mind）等非適應性說法同樣吻合，認為生物適應性在演化中被基于先前能力而產生的文化創新取代了。

- Tom Peake -

此后的方向

我們已經盡可能廣地列出能解釋人類以節拍感受節奏的假說。這些假說盡管顯然不完整，但都十分迷人。每一個似乎都有不少于一次論證上的跳躍，并且大多數只專注于可獲得的部分證據。我們得出一個并不完全令人滿意的結論，即所有假說都或多或少有正確之處：音樂和豐富節奏的感知與同步是許多單獨成分的復合體，到目前為止，大多數描述簡化了這一點。

每一種說法，甚至是非適應性說法，都假定音樂的功能方面是演化而來的，但對于是什么選擇性壓力在做選擇意見不一。除了音樂的適應方面之外，人類顯然還發明各式各樣的傳統音樂和舞蹈作品用作他途。解釋人類的豐富節奏感知與同步的各個組成部分的概念框架仍需完善，這些組成部分的神經機制也尚待發現。這里非常歡迎大家貢獻自己的想法。

最終，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解釋對豐富節奏的感知與同步如何演變的理論，并確定這一現象的各部分是可分離且各有各的演化目的，還是最好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當然還有許多尚未得到解答的問題：如果團體性音樂活動能帶來這么多的好處，為什么這一現象沒有在演化上出現得更頻繁？是因為連接聽覺和運動系統所需的神經變化很難進化，還是因為其他物種缺乏社會環境和必要的先決條件，使得這種聯系具有任何價值？我們希望讀者進一步閱讀，并與我們一起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