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一席 （ID：yixiclub），作者：徐坦，原文標題：《你“捱”、忍受，是為了得到自由，或者說你很自由地“捱”著｜徐坦 一席第910位講者》，頭圖來自：內文配圖

我們對世界的感知也是自我的一部分，如果關心自我，要表現自我的話，那你就要關心社會和世界。這是一個充分和完整的自我，而不是把內心切成兩塊，一邊是自我，一邊是世界。

各位好，我叫徐坦，是一個藝術和研究的綜合興趣者。

二十年前，廣州的這些現代藝術家都喜歡去陽江，我也經常去，我去了以后就會找一個藝術家朋友，住在他家里。

這位老先生就是我這個朋友的爹，我覺得在他們家里很有意思，我經常跟他聊天，但是我并沒有意識要為他做一個作品。跟他待的時間長了后，我知道他出身于農民，又當過兵，做過工人，還做過生意，做過老板，到最后破產了。于是后來我就邀請了一位陽江的年輕詩人，一起對他做了一個采訪，然后把這個采訪變成了歌詞。因為我感覺他的經歷非常有趣，我們就準備做一個項目。

當時偶然有一天，我在他那里聽到了鮑勃·迪倫，我覺得就讓他試試用粵語說唱，我們后來又安排他在廣州和上海都做過演唱。

01

我很早就關注藝術和社會研究，這不是提前想好的，而完全出于一種個人的興趣。我們從小跟大家一樣，都會被教育要“愛科學”，但是我們從來不用這個詞，我對什么東西有興趣，不會說是“愛科學”。

2000年的時候，我們很流行一種電游，叫《帝國時代》。玩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你可以建立一個叫“奇跡”的東西，英語叫Wonder。我們很多朋友英語很差，所以在電腦里裝了翻譯軟件，Wonder沒有被翻譯成“奇跡”，而翻譯成“想知道”。所以我的朋友玩了游戲后說，老徐，你趕快建一個“想知道”吧。這個“想知道”特別符合我們內心的一種描述，我可以不說對科學什么的有興趣，但是很多事情我想知道。

2005年，我就開始了一個項目，叫“關鍵詞”。它分三個階段，一個叫“搜索關鍵詞”，中間比較重要的就是2006年，我去上海浦東張江科技園和各種各樣的員工交談。2009年又去了青島平度，在一個叫科云的企業里，調研各種各樣的人，包括廠里的清潔工。

▲ “關鍵詞”在青島“科云”工廠，2009

我把調研資料拿回去做研究，在研究里找出一部分關鍵詞，再帶回工廠，請這些工人或者技術人員再回來，一起來確認這些關鍵詞。因為我是藝術出身的，所以對我來講，“關鍵詞”是一個與語言相關的社會性的，又是和研究相關的藝術工作，它的基本做法就是在社會中采訪，跟社會里的人談話，將采訪和談話的記錄作分析。

▲ 通過分析和研究，徐坦編輯出版了一本藝術家書《“科云”的詞》

跟別人談話總得有一個主題，后來這個主題都簡化了，我跟別人談話的時候常常就是，請你給我你的關鍵詞吧，然后就找任何機會鼓勵對方說出他自己的關鍵詞。這個關鍵詞就是他對生活的體驗，他在意識里面閃現出的那些重點。

我們把這三年搜索到的關鍵詞做成一本《關鍵詞詞典》，我們收錄了125個關鍵詞。

當然這些詞是直接從我們的調研里分析出來的。包括頻率、敏感性，還有它的熱度。

我們并非在一開始就做這種研究，并非是你特別想好了要干嘛。因為大家知道在90年代有很多藝術家都是這樣工作的，先想好再去做，而我這個很多是來自于自我內心的一種思考和糾結。

做了這個關鍵詞以后，就出現了很多來自周邊藝術圈和專業圈對我的的詰問，他們就說，講話怎么就是藝術了？特別是談話怎么就變成藝術了？我就經常跟他們解釋，我這是向蘇老師學習的，這個蘇老師就是蘇格拉底。

在古希臘那個時代，蘇格拉底經常在城市的廣場和來往的市民談話，我覺得這不就是一個行為藝術嗎？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這種談話可以激起談話雙方的一種內心的美學感。我判斷藝術很重要的就是美學意識，美學意識是興奮的產生，是美學經驗的產生。在我的工作中，我就始終抓住這一點，在和別人談話的時候，我總想著如何設法使兩個人都產生美學經驗。

02

我們前面做的搜索關鍵詞，很多時候都是在社會現場工作，比如去一些工廠或者到別人家里去做采訪。但是當時維他命空間的一個策劃人就說，我們可不可以開一個空間，讓各種各樣的市民他們過來，就像一個學校這樣？但是我這里必須講一下，這個學校并不是我去教別人。

有一次在多倫多有一個人跟我講，你這個項目非常好，你很像墨西哥的一個教父，教育了很多年輕人。我說你搞錯了，我是來學習的，我根本沒有這個能力去教別人，它就是設置一個平臺，讓各種人到這里來互相交流，另外我也學習到了。

2011年，關鍵詞項目進行了差不多6年的時候，我在深圳OCAT做了一個比較大的項目，持續了兩個月。這其實是藝術家的個展，很多藝術家的個展就是把畫一掛就走了，讓別人來欣賞，但是我每天就待在那跟別人談話。

我們做了一個關鍵詞的日期表，把過去的關鍵詞分配給這兩個月，每天大概三到四個，并在網上公布，有興趣的人在網上看到了以后，覺得哪一天的關鍵詞是自己的關鍵詞，就可以報名哪一天來。但是我們對來的人也有個要求，就是你也得給我們你的關鍵詞，他們來了以后，我們就依照雙方的關鍵詞進行談話。

現場都是為談話設置的，這個空間就是一個回音壁，這是一個最大的公共談話空間，有的人就在這里談話，其他人就坐在旁邊聽。

還有一個小型的公開空間。

第三個就是叫私密空間。有些人有些私密的話不能讓別人聽到，旁邊不能有人，我就會說那你可以去這個地方，別人可以看到里面人在講話，但是聽不見。每一個來賓首先要選擇在哪個空間里談話，我們再決定怎么樣進行這個談話。

這40多個人里，其中有一大半都是深圳的市民，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有做生意的，有做技術的，有一些大學剛剛畢業到深圳去發展的，像這位女孩就是剛剛從江西一個大學畢業來到深圳。

▲ “可能的詞語游戲——徐坦語言工作室”，2011

還有各種各樣的人，有科學主義者，有迷信的，都有。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市民的論壇，但是這40人里面還有一小部分是美術館專門從中國各地請來的一些著名的學者、批評家、哲學家、理論家等等。所有經過美術館現場的人，都可以隨意留下關鍵詞貼在墻上。

其實關鍵詞這個項目在國際上實施得要多一些。這個是在瑞典，瑞典人本來就是不講英語的，但是我們必須用英語，我也要講英語，只不過我的英語比較low，即使這樣，我們也獲得了非常有趣的一些信息。

▲ “關鍵詞學校”在斯德哥爾摩，2008

比如他們有個人的關鍵詞叫“西方”。我說西方，你是說誰，就是說你們吧？他說，我們瑞典人是歐洲人，不是西方人。我說，那誰是西方人呢？他說，美國人才是西方人。另外在舊金山有一個白人嘉賓，他說我給你一個很敏感的詞“顏色”，就是color。我說顏色有什么敏感的，他說在美國很敏感，因為它是指的膚色。

用母語我們可以進入人的意識活動的很深入的地方，但是在更廣闊的地方，你也可以獲得不一樣的一些信息，開闊了新的研究的視野和背景，當然我更想選擇在母語的環境里工作。

▲ 舊金山唐人街“關鍵詞學?！?，2013~2014

03

經常有人問我，你這個關鍵詞項目跟社會學研究有什么不一樣？

我想了想，我的社會研究和學科研究之間雖然有些基礎性的工作方式相似，比如說我們都強調田野采訪，但是有幾個出發點不同，第一個是人的感知活動，第二個就是人的美學意識活動，這兩個是我們到任何地方，到社會，到田野開展工作的時候，可能跟學界不一樣的。

關鍵詞是最近20年非常流行的一個詞，90年代以前，翻一篇學術文章或者一本書，上面開頭是沒什么的，但是到現在你翻任何一篇學術文章，前面都有本篇的關鍵詞，那是學術的關鍵詞。而我做的不是這個，我做的關鍵詞是了解和尋找社會普通人，就是社會里一般的人，他們的日常生活或者生存的經驗在他們的意識里產生的某種重要的東西，這是關于普通人的意識活動的一種研究。

我比較強調第一線和現場，我研究的東西和這些詞，都必須是我面對面談話獲得的，我一般不從媒體上獲得關鍵詞，雖然我知道媒體上有很多很重要的詞，但是對我來講那個是第二線的。

當代藝術是藝術對當下世界的關注和敏感的反應。為什么我們要去田野，為什么要觀察人們的言說，就是跟這個敏感和關注有關。所以到了2012年，我有一種很大的內心的推力，就是我再也不想等別人來，我想直接去現場。這個時候我就在珠三角展開了一個新的項目，叫“關鍵詞實驗室——社會植物學”。

我覺得，我們今天面對的所謂的自然環境，絕大部分的物種都不是自然生長的，都是由于人改造環境而帶來的，很多植物的物種都是人選擇和培育的，甚至還規訓它。有人問“社會植物學”這個名字是什么意思？這就是從人類改變植物世界的這個角度來考慮的，是我們人類怎么把植物社會化了。

比如說過節了，有些人想去植被花木充沛的、自然環境好的地方享受大自然，我就會跟他們說，你不是去看大自然，而是去看綠化。因為對我來說，和人類文明相對的那個自然世界的歷史已經終結了。

我采訪了大量的農民、苗圃的工作者，政府的園林和規劃的各級領導，還有一些專家、城市自發的種植者、關心種植的藝術家以及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學家，到今天為止，我至少和300多人談過話。總的來講，珠三角的生態環境相當脆弱，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帶來了生態的破壞，農田萎縮了。比如說我們最近有一個項目叫“順德學”，整個順德它們用來務農的面積也大規?？s小了，農業生產方式改變了。

在農村的采訪給了我非常多的啟示，我發現農民對很多問題的看法是非常睿智的。比如說我在廣東四會的一個客家山村里和一位老農談話，他談到“勞動的無效”，他說，辛苦了一輩子，還是這片山，還是這片地。那個時候我剛好在讀漢娜·阿倫特的《人的境況》，漢娜·阿倫特對勞動和工作的區分就跟那老頭說的一樣。我想他肯定沒讀過漢娜·阿倫特，但是他怎么會這樣想呢？

▲ 在廣東四會的客家村落里采訪調研

這個老頭他又談到了“自由”和“捱”，“捱”是廣東人愛說的，他說了一句叫“捱得自由”。這么多年，我一直覺得這句話太豐富了，他說，你“捱”、忍受，是為了得到自由，或者說你很自由地“捱”著。我們到田野去，是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的。

▲ 《社會植物學——捱，動物性的，自由》，錄像截幀

04

為什么要進行研究性的藝術實踐活動呢？我首先從藝術哲學的角度來看，現代主義的運動它在藝術和文化上的影響非常地大，我覺得它有一個傾向，就是著重于主體的建設。在藝術里最常用的一個說法是，藝術是自我表現。在今天，當我們的自我已經被建構得比較充分的時候，當代藝術它就開始出現某種轉向了。這個轉向跟哲學里的語言學轉向有相似性，在這種情況下，藝術傳統中過度地強調表現自我或者自我表現，我認為是藝術的本質。

到今天，我覺得這種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之前的看法是需要重新考慮的。也就是說，我們對世界的感知也是自我的一部分，如果關心自我，要表現自我的話，那你就要關心社會和世界。這是一個充分和完整的自我，而不是把內心切成兩塊，一邊是自我，一邊是世界。

所以，對社會、對他者的關心，成了社會成員和藝術家所需要的一個基本態度，因為你要關心以前說的外界客觀，現在我覺得它就是你的自我，要關心它的時候，你的自我才會得到豐滿。

剛才談到學科研究方式跟我們藝術家所進行的工作，它有什么差異呢？我前面就講了感知，在這里我想說得更細致一點，感知就是強調了直觀和直覺。直觀和直覺的這個概念是從胡塞爾來的，說得更容易理解一點，它很像佛教的“悟”。

另外，美國有一個哲學家叫約翰·麥克道爾，他也談到了直觀和概念產生的關系，他就說，我們不僅僅要有文本知識，我們要思考，但是我們還需要現場的身體經驗，這樣的話它會促使直覺的產生，似乎是一種悟。英國有個哲學家叫伯納德·維廉姆斯，他談到了學科方法論的某些問題，他認為學科方法論是非常棒的、非常好的，但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對日常經驗的割裂。

每個學科都有不同的方法論，就會導致這個割裂，但是日常經驗的完整性恰好是我們藝術家的工作所訴求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去做研究是有必要性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就算你是藝術家或者是學科人，你去做研究，但是每個人的研究訴求又不一樣，比如說有的人是統計式的，有的人是了解很多事實，而我的傾向性就是結論是概念性的，都和頓悟有關，這是我前面說的直覺。

在這里我想簡單講下我2013年的一個項目，叫《2013～2113》，當時我想找一塊地，跟大家說不能動它，讓它自己發展，一直發展100年，每隔5年，我就回來做一次檢測。

我去找這塊地的時候非常困難，我本來有很大的理想，結果最后只找到了兩個平方米，所以我們在這里就做了這樣一個實驗。

▲ 《2013～2113》

這塊地還在，中間被損壞了幾次，就別人不小心把它給刨掉了，但是到了去年12月，它就長成了這樣。

▲ 《2013～2113》

我們總覺得如果我們不管這個地方的話，它肯定會百花齊放，但是我回去看的時候發現這里面的物種很簡單，就兩種。后來我才知道原來植物界也有政治，就像一個黑社會，這種植物很厲害，別的都進不去。我們在這里面找來找去，還找到幾棵很小的植物，好不容易活在邊上。這些都有很大的啟示，我們去年還做了土壤和植被的測試。

我2016年在舊金山遇到一個第二代的華人建筑師，他后來是一個社會活動家，很多人采訪過他，我采訪他的時候他顯得非常平靜、非常正常，連續說了一兩個鐘頭。我覺得有些失望，失望在哪呢？他說得都很對，但是我沒什么感覺，沒有發現閃光。

但是后來他說，有一年他父親去世，讓他打擊非常大，他在低潮里過了兩年，后來在別人的勸告下，他開始在他父親的院子里種菜，這個時候他就怔住了。我立刻覺得這是個機會，我就跟他說，那我們明天再去種一次怎么樣？他說好，我們就買了種子去種。

剛剛種下去后，我們就開始談話，我就發現他不一樣了，他完全處在一種動情和忘情的狀態里，這個時候我就獲得了非常多的啟發，他告訴了我很多很重要的東西，我們兩個人都處在一種強烈的美學體驗里。

05

今天我要談的最后一個問題，叫“社會植物學——種，血脈和孝的焦慮”。

現在城市或鄉村的種植，它的基本方式都改變了，一個最大的改變就是，種子全部都不是自然收獲的，都是買的。即使有少量還可以收獲了再種，也沒有人愿意這樣，所以植物就像一個工業產品一樣。

我們小時候很愛惜食物，因為覺得食物是很重要的，但是現在很多年輕人他們看待食物，或許就跟看待一個工業產品是一樣的，不需要的就是垃圾。

▲ 《社會植物學——關于種子的言說》錄像截幀

在2015年，我在阿拉伯沙迦參加了一個展覽，展出了一個作品，一批在印度南部的這些棉農，他們買了孟山都的棉花種子，最后導致了非常大的虧損，五六百個農民自殺了，這讓我非常震撼。

回看我們中國，中國是一個非常講究血脈延續的文明，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事例，比如說我在舊金山我遇到一個老華僑，他告訴我，他每年新年都會把他的女兒帶到祠堂去，唐人街里面有很多祠堂，他要他的女兒記得五代祖宗。那就是說，他的女兒從她開始到第五代孫子都要記得他，就是他很注意未來。但是他女兒連中文也不會，而且她是紐約的一個很大的美術館里面的中層工作人員。

這位老華僑說，我年紀越大，我越覺得這有必要。

▲ 《社會植物學——種，血脈，孝的焦慮》錄像截幀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的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廣告寫著“親子鑒定”，即使是現在的中國人發現自己的兒子女兒不是親生的血脈，可能也會選擇不要他們。實際上這個跟種子發生了關系，我就是這么想的，因為它是通過這種方式延續這個物種的，所以我覺得有點奇葩的就是整個自然界的物種都斷了血脈了，你就只看重你的血脈的延續，問題是，這做得到嗎？

▲《社會植物學——種，血脈，孝的焦慮》錄像截幀

我就想起另外一個問題，很多偉大的現代主義思想家和理論家，比如像黑格爾、達爾文、馬克思，他們都把人類的未來看成是一種進步和發展，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但是到了近幾十年就出現了另外的聲音，就是說人類有可能意外地終結。

前幾天我在網上看到上海的張大夫說，醫學科學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人的道德不好的話，這個東西會變得非常危險。

馬斯克在今年年初有一個視頻，他說我最后一次警告人類，AI可能比核武器對人類的危害更大。我覺得很搞笑的地方是，他是做AI的，那你為什么還要做？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人的本性。

我們更多在關心今天，它也不是你的未來，也不是我的未來，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可能都不在了。那么未來是誰的？那么你還要注意親子鑒定干嘛呢？

2018年，我在寧夏吳忠采訪了一位50多歲的漢族農民，他結束了打工生涯，因為他50歲了，沒有人再愿意聘他了，所以他回到了村里。我那天去，正好他在播種玉米，但都是機械化的。他很感嘆地跟我說，回到村里非常無聊，很郁悶，不知道做什么好。

▲在寧夏吳忠采訪

這個時候我就想起一個定義，叫“奶頭樂”。上個世紀90年代，在一個國際會議上，布熱津斯基（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說，在未來，80%以上到90%人都是被決定的，只有少數精英、權力擁有者、資本的擁有者和技術大咖，才有權力掌控人類的未來。那些沒有事情干的人感到很郁悶的話，就應該給他們娛樂也好、色情也好，讓他們感到滿足，就好像給孩子一個奶頭一樣。

作為藝術家，我看到這個感到非常不愉快，當我們面對這個情況，如果不想銜著這個“奶頭”的話，我們是不是要有更多的思考？

有的朋友說，你這樣的想法太烏托邦了。對，可能吧，我覺得未來應該是屬于我們大家的，不應該由少數人來決定。我們要關切未來，也就讓我想到博伊斯說的“人人都是藝術家”，那么我加上一句，“人人都是研究者”，這就是我想說的。

謝謝。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一席 （ID：yixiclub），作者：徐坦